从1987年至2003年的17年中，我搬了三次家。
我生长在皖北农村。父亲虽是个基层国家干部，但由于兄妹众多，日子过得清苦，温饱尚且不易，更无钱来建房，所以6口之家一直住在两间土坏砌成的厢房里，而且生火做饭也在里边，常年烟熏火燎把屋子弄得像黑色的一样。冬天还好，一到夏天，屋子热得像蒸笼。所以，每到夏天，我就卷领破席，到村外麦场里去睡觉。直到1980年我结婚时，父亲才给建了两间“砖跟角”房子。那时农村中的房子大多是土坏房，能住上崭新的“砖跟角”房子，就算是很不错了，所以，我心里美得整天哼着小曲儿。
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祖国大地，农村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重新掌握了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，生活水平也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。有了钱的农民们开始建起崭新的砖瓦房。看到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砖瓦房，我刚住上“砖跟角”房子的那种自豪感、幸福感早已荡然无存。我发誓，要在全村建最好的房子。于是，在搞好种植业、养殖业的同时，我做起农副产品加工业。几年下来，终于小有积蓄。1987年，我在全村第一个建起砖瓦结构的有7间房子的农家小院。住进高大宽敞的新瓦房，听到别人的啧啧赞叹，我心里像三伏天吃冰棍，别提多得劲了。这是我的第一次搬家。
第二次搬家是在1995年。那时，我因舞文弄墨，常有文章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，已被县里录用为国家干部，分配到家乡小镇工作，女儿也随之转到镇上中学读书。不久，妻子也来到小镇经商。当时，各集镇都掀起开发高潮，不少农民在集镇上建房定居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妻子沉不住气了，就和我商量在集镇上建房的事。我说：“家里的房子咋办?”她说：“它又不吃不喝，放在那里怕啥。 ”接着她又说：“在镇上建了房，就成了咱的固定资产，咱也就成了镇上的人，我做生意就不要来回跑了。 ”我一寻思，妻子的话不无道理，于是再一次雄心勃发，坚定了在集镇上建房的决心。我东拼西凑了几万元，又从银行贷了几万元，费尽周折，终于在镇上建起两层6间楼房，把家从生活了30多年的农村搬到了集镇。
在镇上刚定居不久，我又被调到县城工作。因没有房子，来县城的前几年里，我租房而居。这种日子给我带来无尽的烦恼，4年时间内我竟挪了6个地方。妻子再次建言献策：“不如把镇上的房子卖掉，从县城买一套。两个女儿都上了大学，你也调到县城，看来老了要定居在这里了。有那个交房租的钱不如自己买一套。 ”在妻子的劝说下，我忍痛买掉镇上的楼房，在县城购置了一套，家也又一次从集镇搬到了城里。妻子也由一个布衣荆钗的乡村妇女，成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，这正是她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事。虽然家乡的那几亩责任田还记在她的名下，但早已转包给邻居们耕种。
我的这三次搬家，每一次都与时代的发展、国家的进步息息相关，每一次都是国家繁荣富足的体现。虽然后两次搬家与我的工作有关，但如果不是实行了改革开放，如果没有打破城乡户口二元分割的传统体制，如果国家不是实行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，如果人们的物资生活水平没有极大地提高，我不可能有这三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搬家。父亲也是一名国家干部，他在乡镇、县城分别工作了十几年，但没有买下半间房，而我仅工作了20多年，就实现从乡村到集镇、从集镇到县城的两次大跨越，这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?
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接到在省城工作的女儿的电话：“爸，我已经在合肥给你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，退休后就来这里住吧。 ”我说：“叶落归根，我何必再离乡背井去外地?”女儿说：“都啥时代了，您还固守着这旧观念不放。您辛苦操劳了一辈子，晚年更应享受一下现代文明才对。 ”她在电话中问我：“爸，您算算，咱村还有多少人?”我一时懵了，在县城定居后，我很少回家，确实没有过问过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她说：“我算过多次，咱村2000年底是326人，现在还不足160人，那么多人都上哪去了？都搬到城里来了，有到县城的，有到省城的，还有到上海、苏州的。文件上说了，要想使农民富起来，只有减少农民，你和妈到省城来住，就是为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做贡献。”女儿的这番话言之凿凿，入情入理，令我心悦诚服，茅塞顿开：“好吧，一俟退休，我和你妈即去合肥居住。”
看来，我还要进行第四次搬家。
